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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学院研究生程国赋: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研究-戏曲与俗文学

50 全部文章 | 2019年06月25日
程国赋: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研究-戏曲与俗文学

〖作者简介〗
程国赋,文学博士,1966年生于安徽安庆。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等著作10余部。
内容提要:作为附著于小说文本的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小说凡例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本文在对明清通俗小说凡例进行搜集、统计的基础上,归纳其整体特征,并从四个层面加以论述:一,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的史料价值;二,凡例与通俗小说创作方法;三,凡例与通俗小说回目;四,凡例与通俗小说读者。试图从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双重层面关注这一特定小说文体,由此探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方法、体制结构,还原通俗小说产生、发展、演变的真实轨迹。
凡例是揭示著作内容、创作主旨、编纂体例的一种特定文体,又称发凡、叙例、叙略、例言、补例等等。凡例起源很早,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指出:“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①由此可知,早在孔子之前的史书修撰中已采用凡例的形式,孔子沿而用之。
最早系统介绍凡例渊源及历代凡例得失的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在《史通》卷四《序例》中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孔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按:干宝字)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粲)、孙(盛)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按:指沈约《宋书》)之志序、萧《齐》(按:指萧子显《齐书》)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②刘氏对凡例予以高度重视,他把史书之凡例比作“国之有法”,同时,他认为,凡例的应用始于孔子,源于经史著述;作为一种特定文体,凡例经历兴衰曲折的演变历程,自左氏之后中绝,晋朝之后复兴;早期的凡例多与序文相合,如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等,虽名为序,实则序例结合,后来凡例逐渐从序文中分离,成为独立的文体。

一 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的统计及其特点
小说凡例一般位于小说卷首,在序言和目录、插图之间,其中保存着丰富的小说史料,对于研究小说编撰者的创作主旨、刊刻者的出版意图、小说创作理论、小说创作与读者、市场的关系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小说凡例研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甲戌本《红楼梦》的凡例,至少有9篇论文③,然而从整体的角度对小说凡例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只有1篇,即沈梅丽刊发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的《明清小说中的凡例研究》。此文对明清小说凡例作了一定的阐述,不过历娜,在文献勾勒方面尚不全面,在论述的深度上亦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经笔者搜集、统计,明清通俗小说凡例共有42篇,参见附录所列《明清通俗小说凡例一览表》④。综而论之,明清通俗小说凡例体现以下一些特点:其一,凡例这一文体与明清时期的书坊及书坊主之间联系紧密。从目前文献来看,现存最早附有凡例的通俗小说应为明代建阳书坊主熊大木所编、嘉靖三十一年建阳书坊清江堂杨涌泉所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沈梅丽《明清小说中的凡例研究》认为:“通俗小说中较早采用凡例的是《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约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五年)评点本”,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撰者、刊刻者皆为书坊主;此外,吴县袁无涯、杭州夏履先、陆云龙、四雪草堂主人等书坊主还亲自撰写小说凡例。由此可知,在通俗小说凡例这一文体演进历程中,明清时期的书坊主功不可没。其二,凡例主要分布于历史小说和写情小说(含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儿女英雄小说等)之中,如《红楼梦》及其续书共有5部小说附有凡例。其三,小说凡例的数量虽不及序跋,不过,从出现凡例的小说创作或刊刻时间上看,分布范围较广,在通俗小说逐步兴起的明代嘉靖时期,就出现小说凡例这一文体形式。嘉靖三十一年建阳清江堂杨涌泉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有凡例七则,此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编刊的小说均有凡例;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万国演义》《洪秀全演义》《新七侠五义》皆有例言或凡例。其四,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的形式、内容丰富多样。一般分则,也有不分则的,如泰昌、天启间所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洪秀全演义》等都不分则。建阳余象斗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重刊《列国志传》,卷首有“列国并吞凡例”十一则,不分段。其凡例简要叙述战国诸侯相并以至秦并六国的经过,分别叙及楚灭陈、越灭吴、田和代齐、晋分为韩赵魏三国以及秦灭周、韩、赵、燕、魏、楚、齐之事,点明小说创作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与明清时期其他通俗小说凡例相比,湖北民族学院研究生比较特别。
明清通俗小说凡例不仅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明清小说创作、小说理论、出版市场、读者阶层等问题的特定视角。以往学术界一般结合序跋、笔记、评点、书信、官、私目录等对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与批评理论加以阐述,很少涉及小说凡例,实际上,通过小说凡例这一独特视角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明清通俗小说理论的全面认识与理解。

二 通俗小说凡例的史料价值
作为明清通俗小说文本的一部分,小说凡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小说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作家生平事迹、小说名称的演变、小说生成的社会文化环境诸方面,均提供重要的文献材料,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小说凡例往往透露出比较重要的有关作者、小说人物原型以及评点者诸方面的信息。以《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为例,此书一般认为是于华玉所作,其凡例结尾所言“金沙辉山于华玉识于孝乌之卧治轩”印证了这一说法,与此同时,凡例结尾又题“门人信安古云余邦缙删次”,可见其门生余邦缙亦参与编写,此书是他们共同编写而成,凡例记载对传统说法有所补充;另外,甲戌本《石头记》凡例自题七律诗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首七律诗,其他版本皆无,这为考证《石头记》作者及创作情况提供第一手材料。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例言第五则云:“原书不著作者姓名,近阅上元金君和跋语,谓系全椒吴敏轩征君敬梓所著,杜少卿即征君自况鼎新机场,散财,移居,辞荐,建祠,皆实事也。慎卿乃其从兄青然先生檠,虞博士乃江宁府教授吴蒙泉,庄尚志乃上元程绵庄,马二先生乃全椒冯粹中,迟衡山乃句容樊南仲引田天功,武书乃上元程文。……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绎而参稽之,则十得八九矣。”这则凡例不仅通过金君和跋语确定《儒林外史》一书的作者为吴敬梓,而且揭示出小说中杜少卿、杜慎卿、虞博士、庄尚志、马二先生、迟衡山等人物的原型,成为我们研究《儒林外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有些凡例提供了关于小说评点者的信息,例如,《禅真逸史》凡例云:“爽阁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后辄弃去,清溪道人以此见示,读之如啖哀梨,自不能释,遂相与编次评定付梓。”由此可知,“爽阁主人”即书坊主夏履先正是小说的评点者之一。
凡例保存着有关小说作品的重要信息。甲戌本《石头记》凡例交代书名情况:“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名《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名《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交代《红楼梦》一书的名称及其由来。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凡例第五则云:“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悦目、为人艳羡之事,故名其篇曰《艳史》。”《鬼谷四友志》第一则云:“《西游》乃纂发至理,皆是寓言,借人身之意马心猿为旨,故言《西游真诠》。”第五则云:“四友志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四人之事也。”《野叟曝言》凡例第一则云:“题名曰《野叟曝言》,亦自谓野老无事曝日清谈耳。”以上几则凡例交代本书或他书命名的原由及其寓意。有的凡例还透露出为治小说史者所遗漏或已散佚的作品信息,如清四雪草堂《重编隋唐演义发凡》云:“书名《隋唐演义》,似宜全载两朝始末,但是编以两帝两妃再世会合事为一部之关目,故止详隋炀帝而终于唐明皇。肃宗之后,尚有十四传,其间新奇可喜之事,另为《晚唐志传》以问世,此不赘及。”《晚唐志传》一书,古今小说目录均未记载,此书凡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明〗李贽评,内阁文库藏,明代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通过凡例,我们可以不同程度地了解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刊刻的特定时代气息。明末友益斋所刊《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第六则云,刊印此书乃借“以一身百战,虏破寇平,尤冠绝于从来诸将之上”的岳飞抗金之事,作为“今日时事之龟鉴也,有志于御外靖内者,尚有意于斯编”。明末时局动荡,满汉冲突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岳飞抗金故事受到广泛欢迎,天启七年宝旭斋所刊邹元标《岳武穆精忠传》、友益斋崇祯末所刊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明末蔚文堂所刊《新编全像武穆精忠传》等说岳小说丛出不穷即为明证,《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之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民族冲突、动乱时局之缩影。
部分清刊小说的凡例也或多或少地体现有清一代的文字高压政策。成书于雍正年间、清正气堂活字本《廿一史通俗衍义》凡例第十则云:“是书欲广其传,不禁翻板,第抚数载苦心,原非为利。如有易名及去名翻板,又或翻板而将本朝之事迹得之传闻魔法内衣,妄意增添者,虽千里必究。”编刊者不禁商业性翻板,但禁乱改作品,尤其是对于“将本朝之事迹得之传闻,妄意增添者”者,“虽千里必究”,为什么会如此严格呢?凡例作者乃是经历雍正初年查嗣庭案之后,对文字狱产生畏惧心理,我们从凡例第二则、第十则也可以看出,这两则凡例共有五处提及“本朝”,皆顶格刻写,以示敬畏。甲戌本《石头记》凡例第二则云:“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第三则云:“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这就表明《红楼梦》写作避忌很多,受到当时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于小说题材者,即为多记闺中之事,详叙儿女情长,很少涉及时事、朝政;影响于小说叙事结构者,即为故意模糊小说的时空背景,或托古喻今,或“不欲着迹于方向也”。同样的,《红楼复梦》凡例第二则云:“书中无违碍忌讳字句。”第三则云:“此书虽系小说,以忠孝节义为本汽修哥。”《续金瓶梅》凡例第六则云:“坊间禁刻淫书,近作仍多滥秽。”第八则云:“兹刻首列感应篇,并刻万岁龙碑者,因奉旨颁行劝善等书,借以敷演。他日流传,官禁不为妄作。”从这些凡例不难看出,清代有关小说戏曲的禁毁政策对小说创作、传播产生较大影响。

三 凡例与通俗小说创作方法
明清时期小说出版业相当发达,进入商业时代的通俗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世代累积型的通俗小说创作模式逐渐被文人独立创作的方式所取代,这在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创作领域得以集中体现。下面,笔者立足于小说凡例,从三个层面就明清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通俗小说创作方法进行择要论述。
首先,明清通俗小说创作多有旧本可依,这一点,我们从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创作经历不难看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第一则云:“演义武穆王本传,参诸小说,难以年月前后为限,惟于不断续处录之,惧失旨也。”这里所提到的“参诸小说”是指武穆王《精忠录》,对此,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说得很清楚:“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正是在旧本《精忠录》的基础上,“演义武穆王本传”,创作成篇的。清代许时庚《三国志演义补例》第二则亦云:“今悉遵古本更正。”除历史小说以外,其他流派的通俗小说创作往往也有旧本可依,例如,侠义小说《忠义水浒全书发凡》第六则云:“郭武定本,即旧本。”《禅真逸史》凡例第二则云:“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才子佳人小说《白圭志》凡例第六则云:“此书表章诗词,原著多缺略。”儿女英雄小说《野叟曝言》凡例第五则云:“特觅旧本。”第六则云:“缺处仍依原本。”皆提及旧本、古本、原著、原本。在明清通俗小说领域,“旧本”的概念与出版文化、传播途径等关系密切,其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从出版时间来看,已经出版并被后来者进行修改、加工、再版的小说称之“旧本”;从传播途径来看,民间说书、词话等“旧本”被文人改造成为案头文学;从传播方式来看,作为小说刊刻稿件来源的抄本亦称之“旧本”。依据旧本进行加工,这是明清通俗小说进入出版印刷时代以后所呈现的不同于明前传统小说创作、传播的显著特色之一,我们透过其凡例可以窥其一斑。
其次童安格植发,真幻相参。从附录《明清通俗小说凡例一览表》统计可知,附有凡例的主要是历史小说和写情小说(含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儿女英雄小说等),这两类题材的通俗小说同样注重虚实结合、真幻相参,不过在“真”的具体内涵上有所不同,下面分而论之:
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历史小说作家多将正史与野史、传闻相互结合,体现较强的史学意识与“实录”原则,保留着宋元说话“讲史”一家的特色,例如,大来堂天启刊《于少保萃忠传》凡例二十二则,分别记载主要采撷的二十二种书籍,包括史书、笔记等多种文献材料来源,其中,“《皇明实录》载于公事,俱摘大关系于国家者,兹采为骨。”以正史《皇明实录》作为全书之“骨”,构成小说主干,与此同时,“载于公事,俱摘故老传闻,脍炙人口”的《列卿传》、“系于公在天有灵、士人祈祷必应异闻”的《梦占类考》之类书籍亦成为《于少保萃忠传》一书的创作素材来源⑤,正史与传闻相结合,虚实相间,由此可见《于少保萃忠传》的创作方法,这在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北史演义》凡例第一则亦云:“是书起自魏季,终于隋初,凡正史所载,无不备录,间采稗史事迹,补缀其阙,以广见闻所未及,皆有根据,非随意撰造者可比。”在历史小说所依据的史书之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通鉴纲目》以及《通鉴》类史书无疑受到最多的关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就明确揭示此书按鉴演义的创作方法,其凡例第四则云:“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牵过,内诸人文辞理渊难明者,愚则互以野说连之,庶便俗庸易识。”《廿一史通俗衍义》凡例第一则云:“是书悉遵《纲鉴》,半是《纲鉴》旧文。”第四则云:“是书有《纲鉴》所无,间以他传补入,其见于小说内者,并不敢取,即取亦必以或曰别之,以见其说虽不足信,或可参考云尔。”第六则云:“是集中如盘古开天、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女娲氏炼石补天、夏禹王治水、用天兵天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类,《纲鉴》虽载有其事,并不详其说,盖事属荒唐,置之不议不论之列可也。今虽从他书采补增入,犹孟子所云:于传有之,其事之或有或无,传记之足信与否,俱未暇深辨也。”不仅在题材内容、思想倾向、章法结构、叙事模式诸方面借鉴《纲鉴》,而且强调以小说补《纲鉴》记载之阙。概而言之,明清历史题材小说所阐发的“真”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历史真实,是否符合史实成为衡量小说优劣的重要标准,正如崇祯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凡例第一则所云:“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惑。故有源有委,可徵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允许少量、合理的虚构,以丰富小说的知识性、趣味性,并达到“羽翼正史”、弥补正史之不足的作用⑥。
相比之下,写情小说所言之“真”主要着眼于现实,着眼于人情世态。《快心编》凡例第一则即云:“是编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耳。”第三则云:“是编悲欢离合变幻处实实有之,非若嵌空捏凑、脱节岐枝者比。”第四则云:“编中点染世态人情如澄水铿形丝毫无遁,不平者见之色怒,自愧者见之汗颜,岂独解颐起舞已哉。”《醒世姻缘传》凡例第一则云:“本传晁源、狄宗、童姬、薛媪,皆非本姓,不欲以其实迹暴于人也。”第二则云:“本传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至于荡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捏造,昭戒而隐恶,存事而晦人。”第五则云:“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徵。”这种立足于现实的创作方法在明代崇祯时尚友堂所刊话本小说《拍案惊奇》第四则亦有体现:“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王朱筱寅,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徵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写情小说乃至话本小说作者强调“从世情上写来,葛洧吟件件逼真”,“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要是切近可信”,强调贴近现实,贴近市民百姓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间有一二点缀处”。与历史小说崇尚史实、注重“实录”的笔法相比,写情小说、话本小说着眼于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是对于宋元讲史平话以及小说话本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明末刊本
《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
最后,取材于邸报等。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脱胎于历史演义,然而,两者在题材选择、编创方式、创作倾向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历史演义以历史人物、事件作为描写重点,按鉴演义,发掘历史传统中蕴藏的故事、经验、教训,并适当表现以古为鉴、劝戒后世的创作主旨;时事小说则以展示当代的重大事件为主,依据邸报、塘报等加以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在中国文学史上,注重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时事的传统相当悠久,以唐代为例,白居易《与元九书》即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虽然他将“时”与“事”分而述之,但在强调摹写现实这一点上与后来的时事小说具有内在相通之处。就明末清初时事小说而言,它在继承并发展历史演义创作传统的基础上,直接延续了《金瓶梅》诸书批评现实的精神,成为历史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合流。时事小说与历史演义的分野在创作方法上主要体现为:时事小说常常采自邸报而创作,在此基础上融合正史、笔记,以峥霄馆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为例,其凡例第三则云:“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谈》,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于绮语之戒。”特定的创作方法与取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风格特点,正因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创作多采自邸报及正史、笔记,所以“是书动关政务,半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⑦。时事小说的创作方法使这类小说具备政治性(“动关政务”)、新闻性、时效性等特征,从而在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中独具一格。

四 凡例与通俗小说回目
回目是小说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透过小说凡例,我们可以窥见通俗小说回目的演变轨迹。明崇祯年间尚友堂刊《拍案惊奇》凡例第一则云:“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成偶,仿《水浒》《西游》旧例。”从小说回目角度而言,这则凡例值得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它点明小说回目的渊源,包括宋元讲史平话、文言小说在内的小说传统对元杂剧的剧名带来启示,同时又与元杂剧剧名一起,影响着后世的白话小说回目;与此同时,这则凡例还揭示出明末话本小说回目编刊方面的偶化趋势。考察尚友堂刊《拍案惊奇》四十卷的回目,皆为双句形式,其中六言双句2则、七言双句18则,八言双句20则,相当整齐,在仿照《水浒传》《西游记》旧例的情况下,“每回用二句自相成偶”,正文回目之对偶与其凡例所言可谓相互呼应。
通俗小说回目的偶化趋势在清代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得以继续发展,这在小说凡例中亦有体现,刊于康熙年间的《春柳莺》凡例云:“每回以两句为题贯首,虽前人亦有之,此实史者(按:作者南北冠史者自称)限于坊请,盖以一十回并作十回(按:此句语意不明,原文如此),非史者故新一格,正史者别是一格也。”《春柳莺》共十回,除第四、第七回为八言双句外,其余皆为七言双句回目,延续了通俗小说回目偶化的发展趋势。嘉庆所刊《白圭志》凡例第四则云:“此书每回之首,对语二句,书之纲领也。”《白圭志》共四卷十六回,其中,七言双句和八言双句各为八回。凡例将回目称为“书之纲领”,可见对其重视程度。光绪年间所刊《万国演义》凡例第四则云:“卷目用对偶标题,仍类举要典,别为细目徐梦璇,系于标题之下,庶一览而得其要领焉。”从凡例来看,偶化回目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发展的主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春柳莺》凡例提到,双句回目的使用是作者南北冠史者“限于坊请”的缘故,书坊及书坊主在小说回目偶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小说编辑、刊刻过程中,明清时期的书坊主或书坊周围的下层文人对旧本回目加以改造,杭州书坊主夏履先明末刊方汝浩《禅真逸史》八卷四十回,夏氏在《禅真逸史》凡例第二则强调对旧本回目的改造之功:“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兹演为四十回,回分八卷,卷胪八卦,刊落陈诠,独标新异。”在对旧本回目进行改造之际,注重语言通俗易懂、注重新奇独创、摈除陈词滥调,是书坊及书坊主编辑小说回目的出发点之一。
在明清通俗小说回目的改造、演进过程中,中上层文人也是功不可没。崇祯时友益斋刊《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其凡例乃作者——崇祯十三年进士、曾任信安、义乌知县的于华玉所作,此书删改旧本即熊大木所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亦对旧本回目加以改造,凡例云:
旧传卷分八帙,帙有十目,大是赘琐。至末卷,摭入风僧冥报,鄙野齐东,尤君子之所不道,兹尽删焉,而定为七卷,更于目之冗杂无义者,裁去其六,每卷概以四目,庶称雅驯。
旧传每目数事缀连,累牍难竟……兹一事自为一起讫,以评语间之,事别绪承,最宜寻绎。
我们把嘉靖三十一年清江堂所刊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崇祯时友益斋所刊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两书回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熊著共有八卷,每卷十目,于著嫌之“赘琐”,尤其是对熊著卷八诸如《阴司中岳飞显灵》《秦桧遇风魔行者》《冥司中报应秦桧》等回目,斥之为“鄙野齐东”,一律删除,定为七卷,每卷四目。友益斋改造旧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回目,重在摈除赘琐之目,使回目简洁、雅驯,同时,尽可能使回目与正文相互照应,避免出现一回之中“数事缀连”的状况,而以“一事自为一起讫”。相比之下,作为明代通俗小说起步时期的小说创作,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史书保持着较高的依赖性,体现于回目之上,“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牵过”⑧。《通鉴纲目》不同于《资治通鉴》“虽有目录,亦难检寻”⑨,而是“纲”“目”并举,这对明清通俗小说回目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早期的通俗小说影响较为明显。编刊于明末的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则本着“雅驯”“表奇”的目的⑩,对旧本回目进行改造,显示出较强的小说文体独立意识,逐渐摆脱正史束缚劝世贤言,使通俗小说朝着文人化、案头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古本小说丛刊(第二辑)
《绣屏缘》

五 凡例与通俗小说读者
关于明清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文献材料不仅数量少,而且较为分散,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读者阶层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关系的研究尚嫌薄弱,小说凡例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
通俗小说的编刊是为了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需要,《鬼谷四友志》凡例第六则云:“是集文虽不古奥,然有一等但喜浅陋诞妄为真、有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如稍近中质,先取演义阅过,再读是书,详较实际可通世用,可警世悖。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其与荒唐鬼神缠绵男女等事俱无。稚幼读之,与其进业;已仕读之,坚其忠贞;庶人读可去狡诈;隐居读可操其志,事无几许,义举多方。”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小说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感受,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大约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同时,随着印刷技术提高,刻书成本降低,书价下降,大量的下层读者加入到小说阅读队伍之中,下层读者的阅读需要和欣赏习惯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发展的强大动力。嘉靖三十一年清江堂所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第四则云:“庶便俗庸易识。”第七则云:“句法粗俗,言辞俚野,本以便愚庸观览,非敢望于贤君子也耶。”由此可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创作动机在于“庶便俗庸易识”“本以便愚庸观览,非敢望于贤君子也耶。”以“士大夫以下”的下层读者——“俗庸”“愚庸”作为小说创作时考虑的主要读者对象,这一点正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的现实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说明当时市民群体逐步取代明代中期以前的士人、商人群体,成为小说读者阶层的主体构成部分。
下层读者文化水平较低,他们的阅读水平和阅读习惯加速了小说通俗化的进程,对此,我们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凡例也可窥见一斑。从凡例记载来看,明清小说通俗化的趋势至少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满足下层读者阅读需要,采取作注的形式,使小说通俗易懂。叶敬池崇祯刊《新列国志》凡例第七则云:“古今地名不同,今悉依《一统志》,查明分注,以便观览。”在明清通俗小说正文之中大量穿插人名注、地名注、官职名称注、风俗典故注、音注、词语注等等,以便读者“观览”。
其二,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甚至采用俚俗语言、方言以适应乃至于取悦下层读者,是很多通俗小说常见的做法。清初刊《快心编》凡例第一则云:“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诸君子也。”《红楼复梦》凡例第六则云:“书中不用生僻字样,便于涉览。”清初刊《醒世姻缘传》凡例第七则云:“田夫闺媛、懵懂面墙口(原字模糊不清)者无争笑其打油之语。”第八则云:“本传造句涉俚,用字多鄙,惟用东方土音。”嘉庆四年抱瓮轩刊《续红楼梦》凡例第三则云:“书内诸人一切语言口吻悉本前书,概用习俗之方言,如昨儿晚上、今儿早起、明儿晌午,不得换昨夜、今晨、明午也,又如适才之为刚才儿、究竟之为归根儿、一日两日之为一天两天,此时彼时之为这会儿、那会儿,皆是也。以一概百,可以类推。盖士君子散处四方,虽习俗口头之方言,亦有各省之不同者,故例此则以便观览,非敢饶舌也。”《岭南逸史》凡例第三则云:“是编期于通俗,《圣山志》多用土语,如谓小曰仔……诸如此类,其易晓者,悉仍之,其不易晓者,悉用汉音译出,以便观览。”第四则云:“是编期以通俗语言,鼓吹经史,入情笑骂,接引愚顽。”光绪二十九年作新社排印本《万国演义》凡例第一则云:“是编专述泰东西古近事实,以供教科书之用,特为浅显之文,使人易晓,故命曰《万国演义》。”上述凡例均表明,运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乃至方言土语,其目的在于适应下层读者的阅读习惯与特点。
其三,采用浅显通俗的诗词穿插于小说正文。金陵万卷楼万历刊《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凡例第四则云:“本传通俗诗词吟咏,欲人了明,而俗中藏妙,浇处和淳,自未可以工拙论。”康熙年间刊《春柳莺》凡例第六则云:“每回贯首诗不作正经诗法,只是明白浅述,一便俗之意。”嘉庆四年刊《红楼复梦》凡例第二十一则云:“前书词曲过于隐僻,不但使读者闷而难解,抑且无味,不若此书叙事叙人赏心快月欢笑之歌。”在诗词的运用上,照顾到小说读者尤其是下层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感受,“欲人了明”“便俗”成为通俗小说穿插诗词的主要目的。
其四,普遍运用评点的形式。万历中期前后在世的陈邦俊《广谐史·凡例》就指出:“时尚批点屎酒,以便初学观览,非大方体。”?所谓“初学”,主要是指具备一些文化知识但水平不高的下层读者,这里将“初学”与“大方”相对,表明包括小说评点在内的各种文体的评点悄然出现变化,由早期满足士子阅读需要而转向于注重下层读者的阅读需求。在明清通俗小说中较早通过凡例的形式对小说圈点作出说明的是金陵万卷楼万历刊、九华山士潘镜若撰《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其凡例第六则云:“本传圈点非为饰观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以圈,而其次用点,至如月旦者,落笔更趣,且发作传者未逮。”这表明圈与点各有不同侧重,其地位、用法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小说评点是为读者服务的,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贵者耳。”小说评点成为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百炼真》凡例第四则云:“关目紧要处,必细加圈点,逐一批出。”《白圭志》凡例第四则云:“此书每回之首……评语数行,书之条目也。在观书者或先观评语,然后看正文;或看了正文,再观评语,加以己意参之,方是晴川(按:即评点者何晴川自称)知言。”评点紧扣小说内容、情节,小说的创作主旨、章法结构等等,正是通过评点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接受。
其五,插图的设置往往也是照顾到下层读者的阅读需要,《绣屏缘》凡例第一则云:“小说前每装绣像数叶,以取悦时目。盖因内中情事,未必尽佳仝字怎么读,故先以此动人耳。”《红楼复梦》凡例第四则云:“此书照依前书绘图以快心目。”为了便于观览,《后红楼梦》的编刊者改动了绣像与赞语的位置,《后红楼梦》凡例第五则云:“凡说部书绣像皆赞在阳页,像在阴页,不便观览,此书皆像在阳页,赞在阴页,先赞后像,两页对开,以便观览。”插图可以弥补小说文字之不足,正如《禅真逸史》凡例第五则所言:“图像似作儿态。然《史》(按:指《禅真逸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正因为如此,所以明清书坊尤其是明代书坊相当重视小说插图的运用,甚至邀请“名笔妙手”绘制插图,明末人瑞堂所刊《隋炀帝艳史》凡例第八则指出:“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第九则云:“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与事符合者,以为题咏证左,妙在个中,趣在言外,诚海内诸书所未有也。”第十则云:“诗句皆制锦为栏,如薛涛乌丝等式,以见精工郑重之意。”将诗词与插图相配,增加插图的诗情画意,从而增加读者阅读的愉悦着魔吴沉水。
读者阅读需要与小说章法结构之间关系密切,以乾隆刊《北史演义》为例,其凡例详细交代此书的写作章法,多与读者阅读有关,如第四则云:“兵家胜败有由,是书每写一战,必先叙所以胜败之故,或兵强而败形已兆,或兵弱而胜势已成,结构各殊,皆曲曲传出,俾当日情事,阅者了然心目。”第八则云:“是书头绪虽多,皆一线贯穿,事事条分缕析,以醒阅者之目。”第十一则云:“书中紧要人皆用重笔提清,令阅者着眼。”描写战争,预先交代“所以胜败之故”,为战争结局作以铺垫,使读者了然于胸,不会觉得突兀;小说情节结构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考虑到读者的因素。
小说续书亦因读者阅读需要而对原著及其续作进行修改、加工,以嘉庆四年(1799)抱瓮轩刊秦子忱《续红楼梦》为例,其书凡例第二则云:“前《红楼梦》书中如史湘云之婿及张金哥之夫均无纪出姓名,诚为缺典,兹本若不拟以姓名,仍令阅者茫然完美中场,今不得已妄拟二名,虽涉穿凿,君子谅之。”增加次要人物姓名,意在补前书情节结构之不足;另外,《后红楼梦》将原书大略放在续书之首,秦子忱表示不同看法,主张删除,其《续红楼梦》凡例第六则云:“《后红楼梦》书中因前书卷帙浩繁,恐海内君子或有未购及已购而难于携带,故又叙出前书事略一段,列于卷首,以便参考。鄙意不敢效颦,盖阅过前书者再阅续本,方能一目了然,若前书目所未睹,即参考事略,岂能尽知其详?续本纵有可观,依旧味同嚼蜡,不如不叙事略之为省笔也。”对于原书大略的处理,其实不论是《后红楼梦》还是《续红楼梦》,皆站在读者立场上考虑。《后红楼梦》担心读者“难于携带”原著而增加原书大略,《续红楼梦》从读者阅读习惯出发,只有先观原书才能再阅续作,因此“不如不叙事,略之为省笔也”。
综上所述,笔者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明清通俗小说凡例加以整理与研究。小说凡例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小说作者、评点者、小说作品、创作及传播的时代环境等可以提供有益的材料与线索,与此同时,凡例也是我们研究小说创作方法、小说回目、小说读者等问题的特定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探寻明清通俗小说产生、发展的真实轨迹及其演变规律。
注释:
①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左传注疏》卷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9册,第6页。
②唐·刘知几:《史通》卷四《序例第十》,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8页。
③关于甲戌本《红楼梦》凡例研究的论文主要是:冯其庸《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期;王本仁《〈红楼梦〉脂残本〈凡例〉试谈》,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周策纵《〈红楼梦〉“凡例”补佚与释疑》,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期;邓遂夫《论甲戌本“凡例”与〈红楼梦〉书名》,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3期;尚友萍《证甲戌本〈凡例〉的作者是脂砚斋》,载《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期;鲁歌《〈红楼梦〉甲戌本〈凡例〉的作者是曹兆页》,载《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胡淑莉、张振昌《论〈红楼梦〉甲戌本“凡例”》,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6期;张杰《浅谈〈红楼梦〉甲戌本的“凡例”》,载《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马瑞芳《论甲戌本〈凡例〉为曹雪芹所作》,载《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期。
④这里需要指出几个问题:第一,本文所界定的通俗小说主要指故事性强、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水平和阅读需要的小说;语言通俗,以白话小说为主,包括少量以浅近文言写成的小说。按照这一界定标准,明清时期有些小说虽有凡例或例言,但不作为本文论述对象,如:印月轩万历刊《广艳异编》、万历四十三年沈应魁刊《广谐史》、康熙年间刊《虞初新志》、《世说新语补》均有凡例、《今世说》、传奇小说集《太仙漫稿》、乾隆五十八年刊陈世熙(号莲塘居士)所编《唐人说荟》均有例言,清人陈球用四六体骈文写成的《燕山外史》有“旧例”、《聊斋志异》刊本的几篇例言,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赵起杲刊本有例言十则,道光四年(1824)黎阳段氏刊《聊斋志异遗稿》有例言六则,光绪年间石印本《聊斋志异》有题“铁城广百宋斋主人”所作例言九则,俱未列入下表;1912年,梦笔生将《续金瓶梅》改题《金屋梦》,于1915年在《莺花杂志》创刊号连载,系民国时期作品,虽有凡例,亦不属本文研究范围,故未列入,特作说明;第二,本表主要按附有凡例的小说刊刻或抄写的时间先后次序排列,而非按照小说成书的时间先后排列;第三,下文涉及小说篇目,凡未注明出处者,皆以本表所注版本为准。
⑤以上所引分别参见大来堂天启刊《于少保萃忠传》凡例第一则、第八则、第二十二则,《古本小说集成》据浙江图书馆藏本影印《于少保萃忠传》卷首。
⑥分别参见友益斋崇祯末刊《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第四则、第五则朔云飞渡,《古本小说集成》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卷首。
⑦峥霄馆崇祯元年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第四则,《古本小说集成》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卷首。
⑧嘉靖三十一年清江堂刊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第四则,《古本小说集成》据以影印。
⑨南宋·朱熹《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收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朱子全书》本,第21册,第1002—1003页。
⑩分别参见友益斋崇祯末刊《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第四则、第五则,《古本小说集成》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卷首。
?明·陈邦俊《广谐史·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沈应魁刊本影印。
附录
按:本文获以下项目资助:国家“211工程”重点项目——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资助项目(Project supported by GDUPS,2010年)、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项目。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责任编辑:陈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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